评论:“三位一体”解决城市住房问题

原标题:三口之家至少要8个房间?供水、供热、供电,民国的住房问题怎样解决?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段子,说是不管从哪里来的、研究什么的经济学家来到中国,都会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你对中国的房价怎么看?”而且,听众在被问之前往往都昏昏欲睡,一提到这个问题,立马来了精神。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房子确实令人烦恼、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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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既身处盛世,又没有房子的烦恼呢?古今中外,真的很难找到这样美好的场景。恩格斯有一本名为《论住宅问题》的著作中对城市化与住房问题的关系有深刻洞见:“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兴起的城市中,这种住房短缺几乎不存在。”

邵雍

那么,城市住房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问题。在农村不需要公共服务,或不需要那么多的公共服务。农村生活的本质是自给自足,不需要交换和分工,是自然和封闭的,而城市生活一定需要大量的、昂贵的公共服务,从水、电、煤到教育、医疗、轻轨、绿地,这些公共服务都会被资本化到住房价格上,而总有一部分城市居民无法支付公共服务的成本。越是大城市,这样的人越多。因此,住房保障一直是城市的特有问题。

邵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季我努学社顾问,兼任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中山学社、党史学会、宗教学会、新四军研究会、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等。著作有《中国近代社会史》、《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等20余种。

一般而言,房屋价格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建造成本。二是其所在空间的公共服务的附加价值。三是房屋未来升值空间的期权。越是大城市,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房价越高。房价不取决于建造成本,而取决于后面两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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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住房的市场化使得公共服务和环境宜居性在住房价格上的显性货币化,抬高了对城市住房的进入门槛。住房的资本化使其成为商人们投机炒作的工具,也成为政府在城市发展方面的融资手段。

孙中山

城市的集聚性与规模性,造成人口大规模集中与土地供应不足。“住房绝对短缺”是城市住房问题的根源。但城市住房短缺不是建筑物的短缺,而是城市土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公共服务的短缺与昂贵,是大城市的显著特征。这些都会映射到住房上。

安居乐业,这是每一个国家当政者心知肚明的道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讲到了住房问题,在他看来“
旧中国之居室,殆无一为人类之安适及方便计者。““
中国一切居室将于五十年内依近世安适方便新式改造,是予所能预言者”。孙中山根据自己长期在海外居住的生活体验,认为在“
在城市中所建屋……每家有四房间至六房间”。按照他设想的单独建设的一家之居室最少要有
8
个房间。事实上孙中山的预言过于乐观,就中国大陆而言,大规模的商品房建设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展开。商品房的设计强调了舒适性、私密性,成套性,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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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房客拥挤在一道,共用厨房、厕所,互相间可以随意走动,哪家有个人来客往,有个来信来电(传呼电话),众邻居知道得一清二楚。目前的商品房一般都有客厅、餐厅(有的是两厅合一的)、厨房、卫生间及主卧,这样就有
5 至 6 间了。如果加上次卧、次卫、书房、储存室,那就有 10
间左右了。诚如孙中山所言最少要有 8
个房间的居室才能满足三口之家核心家庭的日常居住需要。

另外,有限性、固定性和耐用性是住房的自然特性,其经济属性则是具有基本消费品与商品的双重性,是天生的投资品、多功能、长周期性,受政策和规划的约束性大。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住房投机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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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古今中外住房史,我们发现:稍有文明意识的政府,都要搞住房保障。住房保障是托底,是防火墙。广义上说,住房保障具有社会投资属性:一是防御性的社会投资,防止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对社会正常生产力的破坏,节约相关不必要的社会费用;二是主动性的社会投资,提高居民普遍的居住质量,尤其是最低那块短板的住房水平,会帮助相关人员提高经济生产能力,让整个社会更快地达到和谐成长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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