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乾日记》中的书事与人事

原标题:《陈乃乾日记》中的书事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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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引

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他身处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后专注于藏书。

1971年2月21日,春寒料峭,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家陈乃乾因脑溢血复发,在浙江天台人民医院凄苦辞世,享年76岁。

中年以后他专注于藏书,成为辛亥以来最大的藏书家,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

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清代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鳣之后。陈先生一生以书为业,解放前,应教育家王培孙之聘任职南洋中学图书馆,应藏书家徐乃昌之聘馆于其家,应金颂清之聘任中国书店(上海)总经理等,又主持影印出版多部古籍善本;解放后,任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1956年调北京,先后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主持过《永乐大典》等约80种古籍的影印出版,参与过“二十五史”中的《三国志》、《旧唐书》的点校,其独立编撰的《清代碑传文通检》《室名别号索引》等大型工具书,时至今日,依然嘉惠学林。可以说,陈乃乾对于中国的古籍整理、影印出版事业有非常大的贡献。

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

不无遗憾的是,陈乃乾的古籍保护整理思想和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似乎尚未得到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同时,从身后之名而言,陈乃乾也不比他的海宁同乡王国维、徐志摩等人,更为今人所耳熟能详。究其原因,其文零散、其人不彰,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傅增湘的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起义军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南方大片地方,清廷被迫委派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傅增湘作为唐绍仪的随员一同到了上海。

2009年,由虞坤林先生整理出版的《陈乃乾文集》,对其专著之外的诸多文字作了较为全面的搜罗和刊布;时隔9年,虞氏整理的《陈乃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因日记原稿有缺失、保护不周、汗漫不可读等问题而导致部分年月日从阙,但其40年的时间跨度,对今人比较完整地了解陈氏学行交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尤其是陈氏购书鬻书、刊布古籍,一生与书结缘,整部《日记》自然多言书事、由书及人,可以说,《日记》给了今人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陈氏一生的学术活动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中间许多的场景和事件,细节生动、耐人寻味,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可以掌故视之。

在上海期间,傅增湘结识了着名藏书家沈曾植、杨守敬、缪荃孙等人,如他自己所说:“饫闻绪论,始知版本雠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他生平购得的第一部珍贵典籍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就是那时以百金购自苏州的。

笔者有幸于《日记》付梓前夕获睹清样,值此书出版之际,不揣浅陋,就其饶有趣味之处,略作考据补苴,以现《日记》价值与陈氏风神之万一。

后来在北京,他成为琉璃厂、隆福寺的常客,还南下江浙皖等地甚至东渡日本访书。每遇善本,便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志在必得。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致使不少清朝贵族、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其中包括端方的“匋斋”、景廉的“半亩园”、盛昱的“郁华阁”、聊城杨氏的“海源阁”的珍品,这给了傅增湘的藏书事业以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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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乾日记》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购得一处房产,地点在西四北五条胡同7号。7号院原为咸丰进士、通政史永顺的府邸,两进院落,附东西跨院。东跨院内,有假山及六角攒尖亭。傅增湘将这座院命名为“藏园”。

一、明初黑口本《邓析子》的影印与争鸣

“万人如海一身藏”

一九二一年夏,陈乃乾从杨寿褀处购得明初黑口本《邓析子》,“为甬江李芷汀家故物”。按:李东沅字芷汀,浙江慈溪人。工诗,曾入彭玉麟幕,与沈宗畸、潘飞声皆有深交。据《陈乃乾文集》后附陈伯良、虞坤林二先生所编的《陈乃乾先生年谱简编》,此本“系从缪荃孙(艺风)遗书中散出”。但查《艺风堂藏书记》却并无任何记载,也不见陈乃乾于它处提及,未详何据。另据俞子林先生《杨寿褀与来青阁书庄》一文,杨寿褀曾于1919年在苏州木渎柳商贤家收到一批图书,其中有多种明初黑口本,后转售给陶湘(兰泉)。按:柳商贤字质卿,同治九年(1870)举人,与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昌炽同为冯桂芬的得意门生。考比文献,则此本《邓析子》似出于木渎柳家而非缪荃孙遗书亦未可知。

藏园之名源于苏东坡诗。苏东坡曾有一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诗中有“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句。一方面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另一方面是这两句诗恰与他当时的心境相契合,所以傅增湘将宅院命名“藏园”,而园中藏书之处叫做“双鉴楼”。

陈乃乾在《黑口本〈邓析子〉跋》和《校〈邓析子〉跋》二文提到,武林丁氏八千卷楼有一所谓“明初刊本”。涵芬楼《四部丛刊》曾借得江南图书馆据以影印,但陈乃乾从江南图书馆目验,认为其实为明代中期的“嘉靖本”。陈氏所得之本,因有睢阳朱夏录宋濂《诸子辨》一则,此条铁证可确定其为早于丁氏藏本一百多年的明初刻本,可以说是当时存世的最古之本。“诸家书目未经著录,以校他刻,是正甚多”。此书世所罕见,非常珍贵,就连徐乃昌也“见而爱之”。《日记》1922年11月4日:“积馀送来《邓析子》书衣。”可见陈乃乾对此书甚为珍视,亦证徐氏之爱非虚。

双鉴楼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鉴,最早的意思是盛水用的铜盆,由此引申为照见。

陈乃乾曾将得书之事告诉过好友张元济。张在1921年11月23日致信陈氏,询问“旧刻《邓析子》未知为何时刻本”。大概在得到陈氏答复之后,又于三日之后的26日复信云:“奉覆示,祗诵悉。明初本《邓析子》实属罕秘,所举佳处,闻之神往,甚望早日翻雕,以先睹为快也。”陈乃乾新得此书,朋友每闻而索观。很快,便于1922年初自费影印100本,分赠友朋。

双鉴楼里的双鉴,原来就是两部《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得端方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的《资治通鉴》并称“双鉴”,而把自己的藏书楼题作“双鉴楼”。但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洪范政鉴》,便以《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的地位,这样,双鉴楼的双鉴,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洪范政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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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乾

《洪范政鉴》为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所撰,记述自春秋至宋历朝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异象,列出“休证”和“咎证”,以为后世之鉴。该书十二卷,桑皮玉版,蝴蝶装,为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朱印累迭,700多年间一直深藏于历朝内府,确为人间罕见珍宝。除了这3部书之外,双鉴楼还藏有宋本多达150种,元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量达20万卷以上。

《日记》1923年1月25日云:“韵斋来,以新印《邓析子》、《怀米山房吉金图》托其带赠静庵。”按:韵斋即江苏常熟藏书家沈芳圃。陈乃乾托沈芳圃携《邓析子》和《吉金图》,带赠时在北京“南书房行走”、其一生“唯一敬爱的一个同乡老友”王国维。不久,王国维收到礼物,甚为高兴。致信云:“昨接手书,并荷惠赠新印明刊《邓析子》并《怀米山房吉金图》二种,拜谢拜谢。《邓析子》恐传世本更无古于是者……”

深嗜笃好“校雠”之业

张元济在3月26日致信陈乃乾云:“前日朱君遂翔交到手书,并新印《邓析子》一册,展读敬悉。屡承雅惠,感谢之至。”信中提到的朱遂翔,亦为陈氏好友,《日记》1938年5月17日有陈氏与之共进晚餐的记录。按:朱遂翔字慎初,浙江绍兴人。其抱经堂书店在杭州颇具规模和影响,又在上海设有分店,时人将他与孙殿起并称“南朱北孙”。朱遂翔曾借钞于陈氏,并在钞本之末有题记云:“甲子初夏,沪友陈乃乾得之,以借于余,抄留按語以志。”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甲子为1924年,此乃朱遂翔题记之年,非陈乃乾得书之年。

傅增湘不单藏书,他还是藏书与读书、校书、着书、出书相并重的藏书家。对于自己“深嗜笃好”的“校雠之业”,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辉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

2015年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披露的一批陈乃乾友朋书信,其中有郑孝胥“三月廿六日”一札:“乃乾仁兄大人阁下:奉到手书,承遗《吉金图》及《邓析子》,感荷无任。谨奉《三礼便蒙》一部,当托蟫隐庐转呈。”《郑孝胥日记》于此事未载。陈乃乾《日记》1923年1月9日记:“得子敬书,知《三礼便蒙》佚篇已交苏戡,渠甚感谢,欲图后晤。”罗振常,字子敬(子经),罗振玉之弟,蟫隐庐书店主人。从陈乃乾、郑孝胥和罗振常三人的交往来看,郑孝胥得到陈乃乾所赠的《邓析子》与《吉金图》必在1923年无疑。

据统计,他一生校书1000多部,16000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

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虞坤林先生《陈乃乾、胡朴安与〈邓析子〉》一文曾谈及关于此书的另一段掌故。胡朴安得此书后,以家藏湖北崇文书局官刻本对校,发现差异很大,根据校勘的结果,他认为“此本错误极多,在崇文本之下”
。为此,他在1922年10月17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撰文,明确表达了批评之意。但他也未将陈乃乾的贡献一笔抹杀,其云:“陈君景印此书,想非谋利者比,观其跋语,隐然以流通古书自任。流通古书,嘉惠学者,其意甚善。”陈乃乾获读胡文后,以公开信的形式在10月31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作了回应。陈乃乾认为,古书“流通、校勘,本属两事”,其影印此书的动机,在于“供学人勘读”,并指出
“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对此,胡氏尽管另有所见,亦表示“此语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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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笔战”温文尔雅,二人都展示了谦谦君子的风范,《日记》之中,陈乃乾记录了与胡朴安频密的往来,可见二人友谊之深。1947年,陈乃乾在《大晚报·上海通》发表《我与朴安》一文,即以回忆此事为文章开端,饱含深情地怀念了故友。

他着书也多,重要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集》、《东游别录》、《秦游日录》等,这其中既有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着述,也有游记、回忆录之类的散文着作。

无论如何,于此可见陈乃乾在很早的时候,就以一己之力,使秘笈化身千百,广惠学人,有着令人敬佩的慷慨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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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洽蒋氏《密韵楼丛书》版片始末

除自己作品之外,傅增湘还影印、复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其中有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藏于临清徐氏,民国二十三年傅增湘以万元买进。买进后,他并未秘藏私室,而是将书送到日本影印100部,做到了如他所说“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

1923年,著名的南浔密韵楼主人蒋汝藻选取家藏精善宋椠二十种,请董康在北京刊刻《密韵楼丛书》。到1925年前后,蒋汝藻经营的企业遭遇挫折,财力将尽,被迫以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银行又将这些书以十六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商务印书馆,而《丛书》的刊刻仅成七种而止。后续诸多细节及《丛书》余种命运则不甚为人所知。

与很多藏书家一样,傅增湘也十分注重对故乡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有经10多年搜罗辑成的《宋代蜀文辑存》100卷和《蜀贤丛书》12种刊印。在《宋代蜀文辑存》书中,收录两宋年间450位四川乡贤的文章2600余篇。

《日记》1929年11月30日:“午后和庭来,代芹伯接洽蒋氏书板交革事。”
12月3日:“午后至授经家,点取《密韵楼丛书》七种版片,及宋本《吴郡图经续记》、《新定严州续志》、《中兴馆阁录》三种,又明本、钞本书十余种,交付芹伯处。《密韵楼丛书》原拟刻十种,今已刻成七种。已刻未修板者《文中子》、《严州续志》
二种,未毕工者《中兴馆阁录》一种。近年来孟无意于此,此板弃置久矣。今穀孙拟续成之,会将有辽东之行,故托芹伯经纪其事,余则代为接洽。今日与授经讲定,以后刻工每千字价十五元。”次日记:“午后访芹伯,继至榖孙处,观冷吉臣《秘戏图卷》,为贵池刘聚卿旧藏,榖孙以四千金得之。”1930年1月4日:“晚餐于穀孙家,穀孙定六日晨乘轮赴奉。”次日记:“晚在新利查晏客,到穀孙、陈巨来、钱芥尘、俞子英、张芹伯、胡朴庵诸人。”

除了自己印书之外,双鉴楼藏书也多有借出作刊印底本者。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时,就曾借善本书30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用过多种。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在刊印古籍时也曾借用。

傅增湘虽然赋闲在家,但结交非常广泛,与当时很多学者、藏书家都往来频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他们相识于1911年,相互往来近40年,直到1949年傅增湘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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