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荐书】《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

原标题:【每日荐书】《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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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阿祥

“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出版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的来源取义、来龙去脉,作为“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伴随着我们民族的成长、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疆域的变迁、我们与世界的交往与交流、我们以及我们的祖先与后代的生命,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闻‘名’识中国”的思路,那么这些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又能丰富、强化与鲜活我们对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理解,并油然而生对中华文化与华夏传统的自认、自信与自豪。

导言:解释“中国”

——胡阿祥

四百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从印度启程,登陆澳门,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逝世后安葬于大明京师(今北京)。利玛窦晚年撰写、而又经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由于“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1615年拉丁文本第一版的封面题字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会务纪录五卷致教皇保罗第五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著者同会比利时人尼古拉•金尼阁。”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何高济、王遵仲、李申中文译本,题名《利玛窦中国札记》。该中文译本译自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的英文译本《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1953年,纽约,Random
House版)。,所以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国号”“国之名称”系列节目主讲人。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释了其时的欧洲人尚觉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

为中国人说中国

“中华帝国的名称”,可谓纷繁复杂,利玛窦则聪明地将之区别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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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类名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Ptolemy)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二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按本“导言”以下引文凡出自《利玛窦中国札记》者,皆据此中文译本,不再出注。“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提到丝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从两个坊间流传的故事说起

关于第二类名称,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

先说两个坊间流传甚广、主角为中国人的外国国号“故事”。

第三类名称,即利玛窦所谓的“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利玛窦阐述:中国这个词表示王国,中华这个词表示花园,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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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名称呢?在谈到“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时,利玛窦分析道:“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新统治者这样做时,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然而,“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一个”——外国人有关中国的各种称谓,正是因此而起。至于一直沿用的“中国”或“中华”,利玛窦的记录是:“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晚清,在维新洋务人士的大力鼓噪下,西风劲吹,西学猛渐。一位略闻新知的童生请教私塾先生:“何谓伽利略意大利人?”私塾先生回答:“伽利略的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

虽然在今天看来,利玛窦的以上叙述,有些根本就是“常识”,然而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四百多年前,事情便不那么简单了。1953年出版的英译本《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序言”指出:

这位私塾先生望文生义,将“意大利”妙解为“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而颇涉洋务的李鸿章竟也闹出笑话,当他听说“葡萄牙”时,惊讶地问道:“怎么葡萄也有牙?”

1615年金尼阁书的出版轰动了欧洲。它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三个世纪以前,这扇门首先由马可•波罗打开,后来多疑的公众又在它的后面把门关上了,他们把它神话般的记述大部看成是一位想入非非的旅行家骗人的故事。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英译者序言”。

李鸿章没有去过葡萄牙,而且葡萄牙这类译名确实离奇古怪,难免李大人有此千古一问。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李大人毕竟勇于提问,而勇于提问正是求得真知的途径。

而正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使得《马可•波罗游记》描绘的神奇的东方大国Cathay、Manji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北部为Cathay(契丹),称中国南部为Manji(蛮子),而契丹、蛮子等地都是元大汗忽必烈的版图。,被证实为真实的中国,欧洲人并且由此了解到,神奇而又真实的中国,竟有那么多或为自称、或为他称、或者一直沿用、或者变动不居的国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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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正是利玛窦解释的“中华帝国的名称”。利玛窦的解释,在当时无疑是杰出的,但在今天看来,显然既不精确,也不全面。如利玛窦之“唐”意为广阔、“虞”意为宁静、“夏”等于伟大、“商”表示壮丽、“周”就是完美、“汉”意思是银河、“大明”就是大放光明一类的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等等的混淆。本书则将综合运用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字、心理、名称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全面并且力求精确地探讨有着4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之繁多的国家名称。至于如此繁多的国家名称的分类,本书略同于利玛窦的分法而大别为三类:第一类即国号,并限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皇朝)国号,重点又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皇朝)国号;第二类为名号,如中国、诸夏、华夏、中华、禹迹、九州、四海、天下、赤县神州等等;第三类为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除了中国、中华、汉、唐、龙、狮这些源于名号、国号以及传统文化的称谓外,主要有China(支那)、Serice(赛里斯)、Taugas(桃花石)、Cathay(契丹)四个系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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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

很让我困惑的一件事是,在我已经30多年的大学教书经历中,却几乎没有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提问这类问题。反之,我在课堂上常常问学生:“启为什么用夏作为国号?刘邦为什么定国号为汉?时时接于目、闻于耳的华夏、中国、中华、China又是什么意思?”滑稽的是,如此等等的相关问题,同学们往往语焉不详;再问英吉利、不丹、伊拉克、土耳其、美利坚、法兰西、乌干达……同学们就更加哑口无言了!

英吉利、不丹、伊拉克等,暂且不去管它。起码我们自己的夏、商、周,以至元、明、清,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国号的来源取义,还是应该知道的。毕竟,我们的远祖生长在夏、商、周,我们的祖先生长在元、明、清,我们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对于这一连串的国家大号,我们岂可不知,焉能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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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铁题《历代帝王歌》

其实,即便不谈学问,探求中国历代国号的来源取义,也是一件特别富有趣味的事情。夏、商、周等以至元、明、清,中国、华夏、中华等等,也许我们太耳熟能详了,往往想不到要对它们“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一旦“打破砂锅问到底”,以我的切身感受,那是奥妙无穷、极有意思的。

这种情况,似可比附一下东汉刘熙的《释名》。昔刘熙撰《释名》,其自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所以《释名》的目的,在于辨明上则天地阴阳、下至宫室车服种种名称的“所以之意”。而就“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来说,也与此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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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释名》(1552-1610)

本来,创造了方块汉字的中国人,历来就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人名都是如此,关涉国家的大号当然更不例外,道理很简单:人名不过一己的代号,国家大号则关系到亿兆斯民,而如果这亿兆斯民都不关心这国家大号的“所以之意”,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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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解说中国

相较于私塾先生妙解“意大利”为“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李鸿章讶异于葡萄牙“怎么葡萄也有牙”,这里不妨再说一个确实可信的、主角为外国人的、解说中国国号的“故事”。

400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从印度启程,登陆澳门,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逝世后安葬于大明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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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552-1610)

利玛窦晚年撰写而又经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由于“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所以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说了其时的欧洲人尚觉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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